夜間隨意翻書，讀到杜甫《自京赴奉先詠懷》，突然被“霜嚴衣帶斷，指直不得結”兩句詩驚住了。從前沒有特別注意它。此刻，隔著差不多一千五百年的韶光，我好像看見那個衰弱的中年文人走在冬天的寒夜里，他穿著舊的衣衫，衣帶不行靠，開裂開了。冰涼的風吹進懷里，他一定要把這根斷了的衣帶打上結。可是手指凍得僵硬，怎么也打欠好。他反復打那個結，在深夜的寒風里顫抖著，一副很蠢笨的姿態。

　　

　　這是天寶十五載（756年），杜甫旅食京城十年，謀求仕宦的時機。他做過各種盡力，他很羞愧，而總算得到一個看守軍用品庫房的官職。他離長安赴奉先（陜西蒲城）探望旅居在那里的家人。他經過驪山腳下。驪山上有皇帝的行宮，那里有溫泉，有美人和音樂，有奢華的酒宴和高興的嬉笑。但這是所謂“盛唐”的止境，民間凋零而悲苦。走來路上，杜甫見到了什么呢？將枯的行尸，虛渺的哀吟？杜甫不再想他的衣帶，一個聲響從他心底里沖出來，它的震撼在我國前史上永不斷絕——“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”！

　　

　　一唐代三位富于創造性的大詩人，李白、王維、杜甫，有人別離將之稱為“詩仙”、“詩佛”、“詩圣”，由于他們的詩別離體現著我國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家、釋家、儒家三個思維體系的人生精力。讀詩的人各有所好，一定要分判高低也很無謂。但差異還是能夠說。“仙”和“佛”都是求擺脫的，李白的輕捷飛揚，王維的喧囂淡遠，都很美麗而令人神往。從詩境而言，他們的腳不是踩在泥濘之中的，那會令人不能很好地歌唱。

　　

　　儒者卻不是。嚴肅的儒者走過被血淚浸染的土地，不能不凝視世間的磨難，拿這磨難鍛打詩句，拿這詩句敲擊人心。《自京赴奉先詠懷》是杜甫回到家以后寫成的，他到家遇到的第一件事是最小的孩子由于饑餓而夭亡了。大多數人都經不起這樣的沖擊，更少有人能夠從本身的苦楚中掙扎出來，去看廣闊的人世。可是杜甫看到和想到的比咱們要多。他說自己“生常免租稅，名不隸征伐”，享有不繳租稅不服兵役的特權，假如這樣的家庭姑且難以為生，那么身份更低下的貧民呢？“默思失業徒，因念遠戍卒”，那些人如何在這個國際上活下去？他的憂患悲苦此刻變得分外濃重，彌漫于六合之間。

　　

　　羅素曾經說過一句話：假如不設定上帝的存在，人們將無從評論生命含義的問題。對于宗教文化而言，這樣說是不錯的。但我國是一種非宗教類型的文化，宗教對我國人的精力生活影響有限。那么，我國的古人如何了解所謂“生命含義”的問題呢？咱們能夠看到儒者給出了一種答復。

　　

　　在孔子的學說里，“仁”是一個核心概念。仁能夠指詳細的德行，比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比如“仁者愛人”……一起，“仁”也具有一種抽象性：仁是全德，或者說德性的完結。在這種思維體系里，“生命含義”的問題也得到了答復：追求德性的完結。而“仁”作為一種道德力量，它一起必須體現為對政治責任的承擔；儒者企圖經過施“仁政”來“治國平天下”，相信能夠由此使社會趨于良善，直至達成理想。

　　

　　可是政治總是要經過權利來施行，而權利和幽暗的人性交融在一起，總是變得貪婪而兇殘。這時候，“善良”很簡單成為權利的裝飾品，成為涂改在血腥之上的美觀的辭藻。這時候，儒者倘若仍然抱守高潔的信仰，他們的生命姿態就會顯得迂腐而蠢笨。杜甫就是這種典型典范。

　　

　　“三吏”“三別”寫盡了戰役帶給公民的磨難。那是唐王朝在安史叛軍的沖擊下掙扎自救的戰役，而成功的價值則是公民的獻身。作為唐王朝的官員，把這樣的戰役描述為“正義”是天經地義的，杜甫也據此對走向獻身的公民發出了勸慰。可是，面臨公民在無窮盡的磨難中看不到活路的現實，他沒有方法掉頭不顧，也沒有方法拿王朝的大義來遮掩逝世。“眼枯即見骨，六合終無情！”這是《新安吏》悲參軍的少年；“幸有牙齒存，所悲骨髓干”，這是《垂老別》悲參軍的老者。他的聲響悲憤而嘶啞，這使得他的勸慰顯得蠢笨而牽強。蠢笨是由于杜甫心中的仁愛深沉而執著，使他不懂得取巧。也正因此，他的聲響才干穿透前史，捶擊一切有或許變得麻木的心靈。

　　

　　乃至杜甫的死都顯得蠢笨。關于李白之死，傳說是他醉酒后投水捕月而溺亡，這個故事表述了人們對李白的了解：假如他將生命完畢在病床上，就玷污了“謫仙人”的名號。而關于杜甫之死，史書上是這樣記載的：杜甫晚歲乘舟漂泊在湖南，在經過耒陽時，被漲水所阻，多日不得食。耒陽聶縣令送來白酒和牛肉，杜甫飽食后一夕而卒。這個逝世的姿態讓人感覺欠美觀，很多人不愿意承受。它是否事實暫時不管，但的確描繪出杜甫失意落魄的人生末路。這個衰老多病、被人遺忘的舟中孤客，他訕笑自己不過是“乾坤一腐儒”，但到了最終的日子仍然憂念天下，這個濁亂的國際不或許讓他死得優雅。